“富士康应该浴火重生”
　　一位前主管口述两家台企的社区管理比较
　　文 | 本刊记者 丁伟
　　编者按：
　　早在21年前，他就从台湾来到了大陆，在目前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裕元做高级主管，见证了台商的变迁，有管理10万多人工业社区的经验。裕元(母公司宝成集团)是制鞋业的“代工之王”，主要生产Nike、Adidas、Reebok等世界品牌，大陆地区有30多万人，在珠海、东莞、中山、昆山等均有工厂。
　　2007年初，他到富士康担任后勤高级主管，具体负责后勤采购、员工食堂、运输车辆及员工班车等。他最奇特的经历是某女明星到访富士康，他因为安排的饭菜口味令客人不满意而受高层批评。2009年初，他离开富士康，目前在东莞做企业高级顾问。
　　“范式转换”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著名理论。我认为，富士康原来的管理方式已经到了要调整的阶段，需要转换新的范式(paradigm，台湾译作典范)。环境跟人都在改变，如果你调整得太慢，自己企业的模式没有转变过来就有可能陷入危机。
　　我读的是东海大学社会学，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制造业工人的社会网络。我先在彪马的代工厂工作了3年，裕元要在大陆投资建设，我就跟着来了。我们比富士康来得早，它1992年才到深圳龙华设厂，1999年员工也就2万人，而裕元已经20万人了。
　　有一次，郭台铭带着原配夫人和几个干部来拜访裕元总裁蔡老板(蔡其能)。因为我是行政主管，我就带他们参观。郭台铭问，你们传统产业怎么会有办法管到十万个人？如果IT产业也做到十万人，我们的产值可能就是你们的十倍哦。我说，采用社区化管理。后来富士康也做社区化，福利很多，甚至帮员工洗衣服，但是它并没有注重融入“社会人”的因素。
　　你没办法想象，40万人工业园区的宿舍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是否合适？富士康每天招聘三四千人，能把工人对号入座已经不错了，你生病的时候，7个室友没有一个认识的，你躲在门后哭谁管得到你？很多工人的状态是上班时很冷漠，下班后回到“都市的丛林”……
　　我们专门对比了一下富士康和裕元的社区基础设施：两家都有邮局、图书馆、篮球场；网吧、电视台，富士康有，裕元没有；幼儿园，裕元有，富士康没有；富士康有诊所，裕元有医院；裕元还有员工义工、社团。富士康社区化的管理其实差不多了，但它没做完善的搭配，福利没能有效转化成员工的凝聚力、安全感、归属感。
　　在裕元，一个厂有8条生产线，像耐克、阿迪达斯的车间都是独立的，有各自配套的餐厅、宿舍。这不光是工厂自己的要求，而且是来自上游品牌商的要求：如果你不遵守，你可能会丢掉订单。
　　品牌的影响力是绝对不能漠视的，它对于代工厂的行为规范是“天条”，要求你加班不能超过几个钟头，几个人住多少平方米空间，要跟工会怎么样互动……被它查到你就惨了。只要有员工伤亡，我们都要报告耐克广州总部。它的行为准则里面安全第一，第二是健康，第三是环境，有的标准甚至比中国法律要求的还要高。
　　我到富士康以后，就很纳闷为什么传统产业(制鞋其实也是高科技)能做到高标准的生产行为准则，反而高科技产业(其实也是组装业)做不到？最近乔布斯的谈话相当挺富士康，令人有些失望。今天只有品牌站出来，才能引领代工厂一起做所谓典范的转换。但索尼、诺基亚、戴尔、苹果对下游工厂似乎并没有压力及补贴政策……
　　当年耐克、阿迪达斯其实也是**的。1995、1996年，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媒体揭露这些一线品牌背后的“血汗工厂”，雇佣童工，超时加班，居住环境恶劣……为了维护好自己的品牌形象，耐克们开始强调SER(社会环境责任)，并严格要求下游工厂。我参加了耐克亚太区的培训，对于耐克的决心和力度，震撼很大。
　　1996、1997年，我们在工厂里推行一系列行为规范，每个分厂都要有一个SER经理，真的非常辛苦：每一季度都要评比，得分差的就会丢失订单；不能超时加班，但订单还要在一定的时间完成，这对技术和生产部门冲击很大。耐克说，给你们补贴，这些管理成本可以反映到报价里，每天的产量从以前大概2500双降到1800双，但要提升你们的技术和工人的素质……像很多福利设施、大型污水处理厂等投入的成本，耐克也都照单全收。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员工上升到一两万人的时候管理是最难的，企业已经成了一个小社会。所以你的管理方式要改变，裕元15000人的时候，天天有人生病送往当地医院，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医院。当更多的干部有了小孩，我们又建了幼儿园。我们还提供了舞台，每周六文化广场上有很多员工表演。我曾经每年印5万册员工在车间的挂历，他们买了寄回家，“我在耐克鞋厂做事”，很有荣耀和归属感……很多员工在这里一待待十几年。这种家庭的feeling，我在富士康看不到。
　　我到富士康是一种机缘。在1999年那次接待郭台铭来访之后，有一次，富士康员工对食堂不满意(他们包吃包住，伙食标准比别的企业高)，有位高级主管来找我聊天，我就分享了一些经验。后来我离开裕元，自己开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富士康中央总务处有一个经理位置，就请我去了。
　　我在富士康具体管的是办公用品中央采购，管40万人吃饭的食堂，管所有运输的车辆，管350辆员工上下班的班车。但刚开始几个月我很难适应那儿的文化。主管提醒我，“你到这里来就不要讲裕元怎么样了”……
　　当然，富士康也做社区化管理，也有SER，也做很好的培训，但它大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负荷能力。人家怎么称呼郭台铭是成吉思汗呢？他最厉害的是并购，但缺乏统一的文化来融合很多的生产事业群。每年鸿海的尾牙宴很轰动，但员工记忆最深刻的，是费玉清、张惠妹带走了高价出场费。有人为郭董叫屈，“他真的投入很多，他花很多钱，他也很有心，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反映出员工的真正需求呢？”
　　很多人见识过郭台铭的个人领导风格。有一次，台湾艺人白冰冰到裕元大陆厂，蔡老板让我带她到厂里餐厅就餐，说体验一下，这是她人生难得的经历。而在富士康，郭台铭请某女明星到访，主管让我派厨师到她家里，跟阿姨学做上海菜……结果却因为口味不太对，我被主管叫到办公室痛骂了一顿。
　　还有一次，郭台铭到山东出差，吃了一碗打卤面，说很好吃。一位副总又派人坐飞机去拍照片，回来调给他吃……你说我们这些做高级主管的，天天为了吃费心思，哪一天出问题就得挨骂，这种管理方式是否需要转变？
　　抛开个人风格不谈，十多年前，裕元在耐克的驱动下已经转变了管理典范，你跟今天的富士康做一下对比……富士康要浴火重生，客户品牌必须要跟制造商一起来做典范再造才有可能。
　　对于大陆企业来说，富士康的例子绝对不会说类似的问题就不会在你的工厂发生。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从富士康事件跳脱出来，如果你跟它很像，或者还向它的方向走去，提前转换自己的思路跟典范，意义就在这里。
［延伸话题］
　　媒体：“维特效应”的推手？
　　与其归咎于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看客心态的负面作用，尤其是网络**所建构的娱乐化的“拟态环境”
　　文 | 本刊研究部 施星辉
　　5月26日，郭台铭公开表示，媒体对自杀事件的过度报道会引发“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在关于“跳楼”事件的公众讨论中，“媒体的责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维特效应”一词源自《少年维特之烦恼》，德国大文豪歌德在其中详尽描摹主人公饮弹自尽的细节，引发了欧洲年轻读者的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在对1947-1968年之间美国自杀事件的统计分析，发现每次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两个月内，该地区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个，他据此创造出“维特效应”的术语。
　　“维特效应”，有点像情绪上的“流感”，该理论认为媒体对自杀新闻的大肆渲染对于一些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具有强大的暗示、诱导性。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后，媒体刊载了大量报道并大肆渲染。自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时内，全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当月发生了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有几名死者甚至留下遗书，写明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如果说自杀行为的“传染性”源于人类的从众心理，那么，传媒是否起到了信息传递和氛围塑造的作用呢？
　　从近两年来富士康陆续发生的自杀事件来看，近两个月来传统媒体(本文中特指大众传媒)的表现，总体上说是在延续着构建“拟态环境”(见备注)的传统使命而已，而它们在社会传播生态中所起的作用正在被网络所削弱。
　　网民的关键词搜索数据，以“富士康”来搜索，百度与Google的搜索结果分别为44,600,000和34,500,000；以“富士康+跳”来搜索，分别为：5,130,000与27,000,000。媒体的广泛报道确实起到了“议题设置”作用。最新数据显示了自杀事件与报道密度、网民关注的同步性，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状态，并不能显示任何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有数据也不能反映出哪一对因素相关性更为重要。
　　随着跳楼事件发生频次的不断提高，媒体的报道数量在不断攀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从2010年1月1日至6月7日，共有33020篇新闻报道的标题中直接包含了“富士康”。根据公开资料，2010年以来的自杀事件，最早发生于1月23日的马向前坠楼事件，最晚一起是5月26日。其中一月1起，二月为0，三月2起，四月3起，五月则突升至6起。
　　从报道量分布来看，1月主要是关于富士康公司的常规报道，2月的数量最少，在5月达到峰值，共有21700条，报道的平均转载率也同时达到了峰值。
　　论坛方面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热门的帖子随着跳楼事件的频出而迅速增加。1月至6月这半年间，关于富士康公司的帖子共有212998条，而5月的帖子共有133998条，超过了一半。
　　从图一所示的情况来看，报道量与发帖量随着自杀事件的实际发生频率而不断增长，其高峰与低谷的表现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以“富士康”为关键词所检索的百度指数，也表明媒体关注度与网民关注度的高度相关性，如图二所示。
　　传统媒体确实起到了集聚效应。**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表示，媒体的集中报道确实会在短时间内令某个现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该现象此前也许一直存在。而富士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很重要一点，还是事件本身的连续性。当然，部分媒体存在着严重的“标题党”倾向，比如在标题上突出多少跳的数字，有某种变向鼓励的负面效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相关报道的词频分析可以看出。
　　在对1-6月新闻报道标题中包含“富士康”的报道，进行了标题词频分析显示，前十个高频词如图四。
　　从图四所示，“富士康”和“跳”这两个词的出现频率最高，而“十”和“九”这两个词则在频次排名中分列第四、五。同时，当发生第9跳事件后，多数报道与帖子直接在题目中以数量计数，频繁而惊人的数字变化显然刺激了极高的公众关注。
　　媒体强烈关注“下一跳”何时发生，客观来说是迎合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又不断增强了公众的现场感、参与感，并进一步诱发公众更广泛的关注。这一点我们从百度指数所表现的网民关注度与媒体关注度的相关性，也可以得到验证。就五月来说，该月发生了最多的跳楼事件，一共达到6起，而媒体关注度与网民关注度也同时达到最高点。百度指数显示，如图三：关键词“富士康”在五月的用户关注度，比4月份同比增加1973%，同期的媒体关注度同比增加773%；而从一季度数据来看，用户关注度同比增1313%，媒体关注度同比增加794%。
　　事实上，在现有传播生态中传统媒体只是一个组件环节。从富士康今年连续自杀事件的传播过程来看，第一推动力几乎都来自网络，网民自发爆料，传统媒体接连跟进，通过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操作，使帖子变成新闻，即具备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信息形态，并进入主流话语空间；再被网络媒体广泛转载或转帖，最终形成了**汹涌的网络舆情。从整体内容来看，对于富士康事件，媒体以调查、反思为主，而网民则从最初的惊愕和同情，逐渐转为对数字攀升的麻木和戏谑。
　　因此，把“维特效应”归咎于传统媒体并不符合实际，更为潜在的风险来自于网民的“自媒体”。自媒体的自发性和自利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特别是在负面新闻的传播与扩散上。比如在热衷于“第几跳”等问题上，网络转帖的表述更为耸人听闻。
　　相比起来，传统媒体尚有很多制度化的约束及专业主义的引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把关人”机制。在类似的非正常事件报道方面，传统媒体往往会受到主流价值规范的限定。所以，在富士康系列事件背后，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只是在大范围内传播事实，而不是能引起特定的社区(比如富士康园区)自杀事件的诱因。
　　实言之，传统媒体只是拟态环境建构中的一个部分，网络舆情所引爆的热点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传统媒体对负面事件的报道强度。这既反映了新旧媒体对话语权的争夺，也是公众整体的观望心态的某种折射。当然，某些媒体的煽情主义倾向，比如“有跳必报”，对跳楼数字的狂热追逐也受到了众多诟病。
　　与其归咎于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看客心态的负面作用，尤其是网络**所建构的娱乐化的“**环境”。如果说存在着某种“维特效应”，正是今时今日整个传播生态发生异化的缩影，或许我们都是背后的推手。
　　注：拟态环境：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经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中介，人们所形成的“主观现实”，并不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偏移，成为一种“拟态”的现实。